对外开放的两种前途

  中国的对外开放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敌视和严密封锁,当时除了苏联东欧国家给予的援助,中国只有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重重封锁中舍此别无他法。中苏交恶之后,外部封锁更趋严酷,给新中国建设事业造成了进一步的困难。一直到重新开启中美交往大门,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西方封锁至此才稍有松动(但种种限制时至今日依然很多、很严)。没有1972年与尼克松的握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民即使想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恐怕也无从谈起。

  通过30多年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有机会了解世界大趋势,并积极引进资金、技术及商品,有效地发展了经济,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中国企业也抓住时机,参与经济全球化,志在“杀出一条血路”。从积极方面说,对外开放政策顺应了世界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当然,从消极方面说,在“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的名义下,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技术和资源的依赖也不断加深。

  因此,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前途。第一种前途,以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繁荣和自主,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的科学发展,踏上强国富民的复兴之路。第二种前途,在对外开放中日益丧失自主性,国家最具赢利能力的企业以及土地资源,以种种理由被境外资本收购,绝大多数人民沦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国民经济则丧失独立性、自主性,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从世界经济史看,前者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走过的成功之路;后者则有拉美、俄罗斯、东欧诸国的前车之鉴。

  何谓对外开放政策,不同国家给出的解释并不一致;甚至同一个国家对本国和他国的开放要求也不一样。究其经济实质,所谓对外开放,就是一个国家在哪些领域赋予外国资本在本国多大的自由。这些自由的主要内容,包括投资自由、贸易自由(主要指货物贸易)、移民自由(可包括迁徙自由)、知识产权(重点是专利、版权和商标权)贸易自由;此外,还有对经济发展影响极大的驻军自由以及信息传播自由等政策选项。一个国家倘若完全拒绝赋予外国资本上述自由,显然是闭关锁国的做法,说不上对外开放;反之,一个国家如果对上述自由化政策照单全收,则与沦为殖民地无异。

  因此,所谓开放与否,通常是相对而言的,过犹不及。即使是美国这一所谓“开放社会”的典型、世界第一强国,在技术转让、贸易、移民、投资甚至信息传播方面,均设置了大量限制,以确保美国的安全、繁荣和霸权。至于赋予外国在美国的驻军自由,则是世人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对美国在海外建立大量军事基地并驻军,绝大多数美国人则又视之为天经地义——把这当成各盟国对美国的合理开放政策。

  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形势看,一个国家赋予外国资本在本国无限制的自由,将使它无法合理保护本国及其人民的正当权益,从而危及国家的独立生存和健康发展,正常情况下极其罕见。但是,某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在各种外部压力和诱惑下,可能失去保护本国人民利益的决心、意志和能力,从而赋予外国资本极大的自由。近代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掠夺殖民地、强迫落后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等,就是其中的典型。晚清至民国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与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何尝不是被迫对外开放的事实?

  可见,正常的对外开放,是有限度、有选择的对外经济自由化。近代以来荷兰、英国、美国等三大霸权的经济兴衰史表明,一个国家在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往往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壮大;随着其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并“君临绝顶”,则转而采取经济自由化政策。越是发达、富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国家,越希望其他国家与其一道实施彻底的经济自由化。霸权国家因而往往威逼利诱其他国家与其共享“世界是平的”这一虚幻理念,追求绝对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但即使如此,在知识产权转让、移民自由化方面,强国却只允许有限自由化,有利则行、无利则废——发达国家设置了绝少妥协的重重障碍、阻止知识产权的自由转移;除非能够吸引投资和技术,各发达国家均严格限制移民规模、并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活动。此外,只有在军事结盟的前提下,各发达国家才可能允许外国驻军。

  两国之间即使对等开放,也不等于是互利双赢的选择。考察各国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实力差距很大的国家,彼此即使赋予对方同样的经济自由,其后果也并不一样——在强国一方,它具备实施这一自由的充分能力,既可巧取又可豪夺,将不断在竞争中高奏凯歌;而在弱国一方,虽然名义上享有投资、贸易、信息传播等自由,但由于缺乏实施此类自由的实际能力,自由的结果必然是弊大于利。历史上,英葡之间的《梅休因条约》、英法之间的《伊甸条约》都貌似平等,但其实施的结果是,前者几使葡萄牙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者则陷法国经济于困境,并诱发了法国大革命。

  需要强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霸权国家的操纵下,一些国际组织不断成立、形成“超国家力量”。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利益的左右。”(《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资本联盟”,它得到强国政府支持,同时能迫使弱国政府就范。通过以政治、军事压力相胁迫、以意识形态操纵相诱惑,强国及其操纵的国际组织常常使欠发达国家签署城下之盟。这样,经济弱小的国家遵守“国际规则”、“国际惯例”的结果,完全可能是丧失自主发展能力,进而沦为跨国资本积累利润的外部条件。

  各国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历史上,貌似强大、盲目自信的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长期向意大利诸城市国家开放经济,在经济上为后者“输血”,最终导致国弱民贫,以至崩溃。大英帝国的强国之路,其始则千方百计以保护主义摧毁荷兰霸权,其后则引诱欧陆诸国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实施自由贸易,其盛则倚仗工业品输出、掠夺遍及全球的殖民地,终成世界霸主。美国立国后,最初选择汉密尔顿保护主义的经济路线,积极发展制造业、海运业,增强国防能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工业实力已成为世界至尊,但其保护主义政策依然不容稍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携摧毁德国、战胜日本、瓦解大英帝国的声威,才转而推进所谓“公平贸易”(实即可选择的贸易自由化),并成为取代英国的新霸权。

  可见,开放不是问题,如何开放才是大问题。其一,通过有选择地实施经济开放政策,加强经济的自主性、独立性,增强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最终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这是英国、美国以及德国、日本所走过的道路。其二,在对外经济开放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为之,听任外国资本在本国随心所欲,自主性日渐削弱,最终沦为国际资本的附庸。这是历史上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我国清王朝走过的绝路,也是今日拉美、东欧等国的现实处境。

  回顾强国发展的历程,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将经历漫长的“四步曲”。第一步,在现代化经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引进外部的技术和设备、加快建立现代工商业。第二步,保护国内市场,为处于幼稚期的产业创造健康成长的有效空间和时间。第三步,促进国内竞争,迫使各企业变市场压力为创新动力,在技术研发、工艺制造、品牌建设中快速壮大实力。第四步,实施对外开放,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谋求优势,力求后来者居上。值得强调的是,所谓“跨越式发展”极其罕见,强国成长的每一步都曾付出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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