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存在的 另一个奥登

  立夏一过,广州的天气就跨过了春夏之交,雷雨与闷热交替而至。在这样的时刻读奥登的《序跋集》(黄星烨、胡怡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1月),那种心情有点像奥登在该书中说的这句话:“诗歌不是逃离生活的借口,但是它却可以让我们暂时远离当下的许多问题,对疲惫的灵魂来说,它是提神之物,对紧张的神经来说,它是松弛之道。”他说当年岁越来越大、世道愈加黯淡的时候,是贺拉斯、蒲柏那样的诗人给他带来所需要的活力(157页)。有评论说,奥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思想激进、谈文论政,颇有书生意气、激扬文字的政治激情;到了晚年而迷途知返,祛除了政治信仰与激情,因而有了这批沉稳、成熟的晚期之作。这似乎也与奥登上述说法相吻合:年岁越大,是读蒲柏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知道,对奥登晚年作品的评价是有争议的,比如简单地把去政治化作为对他的赞誉就可以商榷。而即便是“祈求缪斯诸神帮助我苦思冥想”的亚历山大·蒲柏,也有他的《夺发记》,不乏讽刺与奇思。奥登说蒲柏在诗中会陷入“癫狂”,或许这也是他所需要的“活力”之一?

  那么,读奥登晚期的《序跋集》的时候,在充分享受诗人谈文论诗的幽深、冥思、克制的同时,想一想什么是处于春夏之交的我们所经历种种事件的“Forewords”和“Afterwords”,也是一种保持思想“活力”的源泉。

  关于这部《序跋集》,国内读书界已有不少评论。谈奥登的评论家,尤其假如本身是诗人、散文家或是书评人,时有一种先定的情绪和倾向,笼罩在奥登身上。那么,谈奥登,不谈他的歌德、不扯上约瑟夫·布罗茨基行不行?虽然我也很欣赏布罗茨基对奥登说过的那些话,但是,在常见的那些认识和赞誉奥登的视角之外,寻找自己心中的另一个奥登也不无意义。就拿这部《序跋集》来说,在诗歌、文论、审美、技巧等等之外,难道不可以谈谈即便是到了晚期,“另一个奥登”对政治、战争、阶级分化、底层社会等议题的论述吗?

  那么,就从扉页上的题词“献给汉娜·阿伦特”谈起吧。在有关阿伦特的传记和书信资料中,人们知道奥登在晚年不仅与汉娜·阿伦特有私交,而且在阿伦特丈夫过世之后,奥登曾向她求婚但被拒绝。奥登不仅很早就是阿伦特的忠实读者,而且和阿伦特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尤其是都关心人性的善恶问题,在著名的“平庸之恶”议题上有共识。一生谈论政治的阿伦特面对法庭审判中的罪与罚的时候,不再相信司法体系及其运作者的合法性与智性,而是宁愿相信“真正捍卫历史真实的是记者、历史学家,乃至诗人”。她在面向真理与历史的层面上肯定诗人。1971年春,阿伦特将写给《社会研究》的评论文章《思考与道德的沉思》评论献给奥登,后者把最后完成于1972年的这部《序跋集》题献给她是很自然的回应。可以说,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奥登始终与阿伦特维系着历史与政治思维上的联系,这部题献给她的文集也无疑闪耀着社会性和政治性评述的光芒。

  1956年奥登为十九世纪英国智者、作家和英国国教传教士西德尼·史密斯编选了一部《西德尼·史密斯选集》,并撰写了题为《一个辉格党人的画像》的导论(见192-212页)。这位史密斯以其妙语和智慧闻名,在1802年参与创办面向中产阶级的政治期刊《爱丁堡评论》,该杂志经常刊载论辩性的政治文章,是苏格兰辉格党人的言论阵地,在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奥登认为:“西德尼·史密斯是辉格党思想的完美体现,即自由主义思想的英国版本。”(205页)由这个“英国版本”所展开的对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主义的对比论述,堪称一篇精彩的自由主义思想史评述。其中对作为英国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的“有限主权论”的阐述尤为深刻和精准,比如关于任何形式的一致性强制就是、改革的方式与改革本身一样重要等等(207页)。而他对西德尼·史密斯作为英国自由主义鼎盛期的代表人物所具有的思想特征和行事风格的描述,也反映出他本人的政治改革观。在他看来,西德尼·史密斯从不空想,也不泛泛而谈,总是有的放矢;所提议的改革有详细内容,也能实现。史密斯当然知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自私自利,愚钝乏味,“少数几个不是疯子就是假模假样的地痞无赖,根本听不进道理”(208页)。而那些急于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的人往往置社会公正于不顾,因此他要警告某些人:“他们如果不摸着自己的良心做事的话,会造成自己的财物损失。”(209页)最后,奥登承认自由主义者在与那些不讲理的对手对着干的时候,由于双方争论的绝对前提完全不同而难以起作用,因而呼吁“最理想的交谈方式是理性对话”,同时不应忘记“自由不仅仅是我们承认的某种抽象价值”(211页)。

  奥登对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性非常敏感,在1944年为一部研究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历史著作写的书评中,他指出:“我们的时代和奥古斯丁时代并非全无相似之处:计划经济社会、暴徒或官僚机构的专制独裁、通识教育、知识、宗教迫害,所有这些都存在于我们的时代。”(45页)至于各种极权主义运动骇人听闻的成功,他认为既是由于我们对他人缺乏信任和对他人存在的拒斥,以及它向真正的需求提供虚假解决方案所产生的诱惑(107页)。

  奥登对历史变化的敏感最终落实到对知识分子必须捍卫所有个体自由权利的认识,在《英语诗歌导言》中,他宣称:“也许历史正强加给知识分子——不论科学家还是艺术家——一个新的自我观念,既非可敬的吟游诗人亦非安那其的唯美主义者,而只是作为忠实反对派的一员,不只为他自己,也为所有的人捍卫每一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反抗过度热心的政府的侵犯(即便后者不承认)……”(转引自Margaret Rees《奥登的诗歌及其晚年》,吴季译)甚至在讨论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的时候,奥登也会敏锐地看到在儿童教育中所折射的当代极权政治问题:“有人说当代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巨大威胁是政府权力对公民个体的侵犯,如果他们果真这么认为,他们就不该拒绝为教育孩子出力而邀请政府在孩子最易受影响的年纪来塑造他们的思维。”他认为家长把教育孩子的权利完全交给国家,是很危险的事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出版一卷本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廉价版,“将是一项把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交还给父母的举措”(252页)。

  1968年,奥登为英国社会改革家亨利·梅休的《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的再版撰写了一篇书评,很充分地表现出奥登晚年对社会底层的关怀之情。他认为亨利·梅休是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英国人之一,因为梅休不仅热切关注和深入报道社会底层的生活,而且即使是在描述城市的肮脏、罪恶、不公和穷人的痛苦的时候,他仍然能够看到穷人身上的自尊、勇敢和愉快,而不是给读者以“我有义务帮助那个不幸的可怜虫”的印象(312页)。奥登还马上联系到现实中的城市贫困问题和政府对待城市贫民的措施,认为那些在街上随处叫卖的个体小贩总是引起政府当局毫无例外的恐惧与憎恨。通过梅休,奥登还改变了过去对狄更斯的看法,认为必须强化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认识。这种认识在论述凡·高绘画的时候一再表现出来:描绘穷人,同时喜欢与他们为伍,在他看来至少是一种真正的美德。

  最后,看看奥登于1970年写的《切斯特顿的非虚构性散文》,他对辉格党人的历史观的批判简练而准确(520-521页);发表于1971年的《颂词》严肃地讨论了极权主义如何导致“对于艺术最最严格的审查”(第564页)——所有这些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产生的思考,是否可以说明,其实一直存在着另一个奥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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